军号是部队的特殊武器，号兵在战斗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正是由于特殊的作用，在战场上号兵也是极其危险的兵种，是敌人重点打击的目标，牺牲率极高。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再到抗美援朝战争，战场上每次冲锋号响起后，都伴随着许多英勇战士的倒下，而最先倒下的，往往是吹军号的号兵。

鲜为人知的是，人民解放军中的许多号兵，都来自同一个地方——山西省晋城市陵川县。在现在陵川县的城东东岗山上，有一座始建于1946年的烈士纪念塔，在高耸的塔顶上，是一座金色的号兵铜像，号兵昂首挺立，目视前方，奋力吹响进军号。

   陵川县城东东岗山上的烈士纪念塔

■司号制度：红色血脉的传承■

司号是世界各国军队进行通信联络、实施正规化管理、鼓舞军心斗志的传统手段。对于人民解放军来说，一路能够从弱到强，不断战胜强大的敌人，毫不夸张地说，司号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从许多战争影视剧中可以看到，通常到了战况最关键、双方最疲惫的时候，我军就会有一名英勇的司号员挺身而出，吹响冲锋号。随着嘹亮军号声的响起，战士们就获得了无穷的精神动力，冒着枪林弹雨，勇往直前地冲向敌人阵地。正如曾长期担任司号员一职的老红军段克礼讲的那样：“嘹亮的冲锋号一响，不仅能起到发布命令的作用，还能鼓舞士气，震慑敌人。”

人民军队早在初创时期就建立了司号制度。指战员通过司号员吹奏军号传达作战命令，指挥战斗，或以军号声明确部队行军、集合、休息等活动的时间。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的国民革命军中就编有司号分队和司号兵。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成立后，在军部副官处编司号班，设司号官，在团、营、连分设司号长、号目和司号员。1933年３月，中革军委在瑞金附近坪山岗设立红军通信学校，开设号兵班，开始系统培训司号骨干。在革命战争年代，军号为保障战争胜利发挥了巨大作用。1931年11月，中革军委总参谋部在瑞金召开红军司号会议，根据部队在作战中反馈的意见建议制定颁布了《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发出《关于司号问题的通令》，人民军队首次拥有了自己的号谱和司号制度规范。《通令》中明确指出：“军队使用号音，就是一种号令，不论平时战时，对于军队的集体行动，都用号音规定之。”号谱分为战斗号谱、勤务号谱、名目号谱、仪式号谱共4类300余种。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军队形成了较完善的军队司号制度。全军部队在连编设司号员，营编设司号班，团编设司号排，司号员成为解放军基层部队传统的“八大员”之一。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赴朝鲜战场参战。志愿军团以下部队广泛使用军号，对“联合国军”起到了心理震慑、打击士气的重要作用。1962年6月，总参谋部通信兵部重新编印《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号谱》。该版《号谱》分勤务号谱、名目号谱、战斗号谱、仪式号谱共4类109种，还附录了2类共8个练习曲谱。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战争形态的演进和人民解放军现代化建设的加快，军号的指挥通信功能逐步被弱化，应用范围逐步缩小，逐渐采用电子军号取代了司号兵。

2018年，人民解放军司号制度恢复和完善工作全面展开。从2018年10月1日起，全军恢复了播放作息号制度。2019年8月1日，全军施行新的司号制度，着眼发挥军号在强化号令意识、传承红色基因、规范部队秩序、营造备战打仗氛围等方面的独特作用，将原有的名目类、勤务类、战斗类、仪式类4类109种号谱，精简优化为作息类、行动类、仪式类3类21种，采用司号员吹奏和播放电子号音相结合的方式。

■红色陵川：嘹亮军号吹响军魂■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9月以后，八路军115师、120师、129师先后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开辟了以太行山为中心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后来，为了统一太南豫北的作战指挥，成立了八路军第2纵队，总指挥部驻扎在陵川县平城镇义汉村，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兼纵队司令员，黄克诚任政委。随着抗战工作的全面展开，无论八路军的正规部队还是地方武装，都出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缺少司号员。一个连队，最少需配2～3名号兵（太行八专署初创时辖４个县，1944年达5个县1个办事处，1945年进一步扩大到11个县1个办事处）。

山西省晋城市陵川县，是太行八分区所在地，处在太行山南麓峰巅，地理位置隐蔽，山高沟深，建成根据地的时间较早，群众基础好，具备了训练号兵的有利外部条件。因此，太行第八军分区指示在陵川县开办号兵训练班，以解战时的燃眉之急。1943年10月，根据太行第八地委和第八军分区指示，陵川武委会在附城、夺火等地开办了号兵训练班，每期招收30人左右。

号兵招收有严格的条件要求：一是年龄要小，一般要求在15～18岁之间；二是身体素质要好，要能打能跑；三是人要机灵，能随机应变。当时的训练不光是为了战争急需，同时也把号兵培训作为军队和地方武装建设的一项长期任务来抓，制订了编制计划。号兵年龄大的随时可以参军，小的则先参加村自卫队、区干队、县独立营，然后再往部队输送，也起到了储备和扩充兵员的作用。

从1943年到1949年，陵川培训了32期共1700多名号兵，其中有700多名政治坚定、技术过硬者参加了正规部队，担任连以上战斗单位的司号员，其余都分配至附近几个县和本县地方抗日武装，他们为全国的解放作出了巨大贡献。在河北省石家庄市档案馆，保存着的一份军人花名册，记载着900多个陵川司号兵的名字。而在《陵川烈士英名录》记载的2465名烈士中，有389名是号兵。这些仅仅是记录在案、有据可查的数字，实际上，号兵牺牲人数可能比这些还要多。

现有的关于陵川号兵的历史资料，很多是中共陵川县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焦书文退休后用十几年的时间搜集整理的。他搜集到一些陵川号兵资料，并采访了上百位老号兵。通过他的实地采访并结合县档案馆的资料，已知陵川培训过号兵的地方有城东、附城、盖城、夺火、凤凰、丈河、南河、庙凹、古郊、南圪台、侯庄、郊底、牛腰坡、县城北关、平城（元阳观、行家院）、侍郎岗、杨村等。

在陵川县档案馆，有一份“陵川县夺火区抗属表、干部、民兵、号兵花名登记表”，内含档案号为A－1－0033003的“陵川县夺火区区武委会号兵年龄统计表”和一份“陵川县四区号兵统计表”。这两份统计表详细地记载了1947年10月20日夺火区（陵川第四区）号兵的人员情况，包括村名、人名、年龄、任职年限、成分、参加过什么党派团体、备注等情况。这份登记表中，担任号兵职务最长的４年有１人，2年的有６人，１年的有26人，半年的有13人。这份登记表说明夺火区从1944年开始，即有号兵训练活动存在，且每年都在训练更新。至1947年10月20日止，除参军的以外，全区仍有受过训练的号兵46人，当年新增号兵13人。

另一份“陵川县武委会号兵训练班粮食计算表花名册”中，共52人，准销12月份粮食米2990斤，麦390斤，洋37440元。上面有县武委会主任苟润堂的签名，制表员为李秦生，落款时间为1946年12月12日。从其中编制的人员花名册一页中，可以看到这些人员的名字：刘保富、李俏元、王书生、曹毛米、崔松富、李成发、余煌起、张广会、靳保财、李拴驴、李紫悌、杨青山、原肉蛋、赵农侨。表格下有以下字样：每人40天，米62斤，面8斤，菜金720元。并注明：每人五屯合麦柒斤半。

这些档案资料和采访记录，从不同角度反映出了陵川号兵的规模、数量等细节。有名字记录的，只是幸运的一部分，更多的号兵可能连姓名都没有留下。这些年轻的号兵用青春和生命，吹响了八路军、解放军的冲锋号。在新中国成立后，陵川县延续号兵培训传统，一直到1984年后才停止培训。在当地的民兵集训、修水库、植树造林、修水电站等活动中，都有号兵的身影。

一名吹军号的红军战士

■苦练传承：陵川号兵英雄辈出■

一把铜号，只有五个音，组合出的数百种短谱却是部队的“行动指南”。千军万马，在号声指挥下，共同进退，令行禁止，宛若一人。一名红军营长曾感慨道：“牺牲一个排长，可由班长代理排长。但是，失去一个司号员，我就成了聋子和瞎子。”

号兵的作用非常重要，但号兵也是一个很危险的兵种。他们既要保护首长，又要保护自己。接受命令后，一般要距离首长30米远，吹完号后要马上转移，否则就会成为敌人炮弹或狙击枪袭击的目标。这就要求号兵不仅要能力过硬，还必须灵活机动。

首先，号兵必须掌握娴熟的技术。一个号兵要想达到实战要求，至少要三个月才能学成。焦书文在采访中记录道：受访老兵在接受采访时，都让来者观察他们的嘴唇，即使过去了六七十年时间，他们的嘴唇还是留下了被军号压扁的痕迹，辛苦程度可想而知。

为了保证基本功，学员从“１”音开始练发音，直到练得号音饱满了，才准许升级拨第二个音。以此类推，一级一级往上拨。直到拨好了5个音，打牢了基础，才开始背诵和练习代表不同命令的号谱。而全部号谱有100多种，如起床号、开饭号、集合号、冲锋号、撤退号、防空号、熄灯号，以及专门用作部队调动、互相联络的特殊号谱等，必须反复诵唱练习，才能记牢，战场上容不得一丝一毫的错误。还有些号谱为保密，是临战时制定的，更考验号兵机变、记忆的基本功。为了适应不同的作战条件，学员们不但于风雨雪天练号，而且常常于搏击、长跑后紧急练号。个人加班加点练号，取站、跪、躺、卧等各种姿势练号，有时候老师会带着他们到山高之处，特意面对大风，练习吹号。

其次，号兵除了学习吹号技术，在培训班还必须学三门课：一是文化课，要学会用简单的文字交流，学会识号谱。二是政治课，即接受政治教育，包括阶级教育、立场教育、形势教育等。三要学习军事知识，包括号手操作规程、战术动作，如何利用地形地貌保护自己，如何保护首长等。

号谱是号兵学习和使用的必备工具书。陵川县城南社区的老号兵冯玲珠家中，保存有3本号谱。1963年，16岁的冯玲珠参加民兵并被选拔为司号员，一直到1983年退出基干民兵才把军号上交，任司号员20年。他保存的这3本号谱为进一步发掘陵川号兵历史提供了重要佐证。

《民兵简易通信知识画册》，由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兵部编制（训练资料，内部发行），其中第三部分“军号谱图示”用连环画形式绘出号谱67种。该画册1974年6月由辽宁丹东印刷厂第一次印刷。陵川县城关人民公社武装部手绘油印的《胜利号谱》，由时任陵川县武装部作战科科长的王振英、时任陵川县城关人民公社南关民兵营教导员的王贵保绘制而成。编号033，内含87种号谱；另有大马斯第1至第7全套，敬礼2套，新马斯10套，克出5套，安答兰5套，共29套，于1974年3月10日印刷。由民兵号手冯玲珠根据所学用五线谱绘制的《胜利号谱》，含号谱121种，于1974年3月16日绘成。

一份1944年陵川县四区号兵统计表

陵川号兵中涌现出很多英雄人物和感人事迹。这些英雄人物是陵川号兵的代表。陵川太和村人侯国富，1945年加入陵川独立营，后在陵川号兵培训班受训，结业后被分配在13纵队38旅79团2连任司号员，参加过上党战役，转战于晋冀豫各战场。1948年2月，在临汾攻坚战中，他在吹响攻城的冲锋号时，被敌人的子弹击中而英勇牺牲，年仅19岁。

陵川县附城镇黑土门村人张喜发，1927年生，1945年8月参加八路军，先在陵川独立营任战士，1946年春参加陵川县号兵培训班。结业后被分配到八路军太行四分区46团1营3连任司号员。1947年在攻打焦作的战斗中，他在执行首长命令跃起吹号时，一发炮弹带着尖啸声袭来。他因站的位置高，又在执行吹响冲锋号的命令，不幸被弹片击中牺牲，时年20岁。

平城镇南坡村的池连喜老人，17岁参加号兵训练班，开始在平城北街元阳观大庙里（号兵训练基地）学习吹号，次年又转移到平城侍郎岗村学习了2个月，一共学习了3年多时间，当时共有40多名年轻人参加学习。后来，池连喜参军，参加了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在解放战争中，他先后担任太行四分区47团2营营部司号员、平原省警3团2营营部司号员等；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他继续担任司号员和话务兵，并多次立功受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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